其中，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提出“优化成本核算与征拆标准，探索房票安置政策机制，拓宽城中村改造资金支持渠道等策略，破解城中村改造难题，提升改造效率”。广州由此成为首个明确提出“探索房票安置政策机制”的一线城市。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曾多次关注“一把手”霸道行权现象，并提到多个案例，包括吉林省白山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李宇忠一人决定工程项目、招商引资等重大事项，力排众议“关照”利益关系人。重庆市九龙坡区原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姜廷宪把所在单位大小事项的决定权视为“自家事”，对工程发包、人事任免、资金安排等重大事项大搞“一言堂”。福建省福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卢林不仅决策时大搞“一言堂”，还在用人中大搞“一句话”，任人唯亲唯利，长期插手下属企业各类岗位的人事调整，利用职权在人员招录、职务晋升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江苏省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原党委书记、局长蔡前锋走上局长岗位后，“感觉自己权力很大，可以在单位高高在上了”，于是插手大部分交通工程项目，贪腐涉及交通工程建设多领域多环节，不仅破坏了交通工程建设市场公平竞争，也严重影响了该市交通系统的政治生态……

　　一些美西方媒体一看到中国安全官员访问缅甸，就下意识地对相关安全合作进行西方式“脑补”。他们有的戴着意识形态眼镜，暗示缅甸仍是国际社会中的“异类”，对中缅在安全上“走近”十分警惕；有的则联系缅北最近的战乱形势，将中国描述成试图干预，甚至操纵缅甸内政的一个强权。不得不说，这些想象都是高度西方化的，它们反映出来的是美西方政治精英头脑中的安全观，而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