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要坚持改革和开放相统一，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外贸、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这为把握改革和开放的辩证关系、坚持改革和开放相统一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既要理解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理论内涵，又要充分认识改革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的重要作用，在深层次改革中推动开放向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展。

今年以来，我国多措并举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外贸出口质升量稳，进口规模稳步扩大，高水平开放迈出坚实步伐，对经济增长作出积极贡献。前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8%，与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32万亿元、出口增长6.2%的贡献密切相关。但需要看到的是，眼下世界经济增长动能偏弱、外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我国在外贸出口和对外投资方面面临着较大挑战。一些国家出于保护本国产业或者战略竞争的考虑，对我国企业出口和海外投资设置障碍，借口反补贴加征关税，干预或限制我国对外投资。可以说，显著改善我国外部经贸环境，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仍是我们面临的紧迫课题。

目前来看，攻克这一课题并不容易。一方面，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开放创新合作生态遭到一定破坏，加上多边贸易体制式微，建立稳定、公正、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全球贸易区域化、碎片化严重，排他性小集团林立，特别是一些发达经济体意图通过相关经贸规则为自身牟利，排斥发展中经济体，这就使我国面对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

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开放理念、开放模式、开放布局等提出更高要求，迫切需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实现全球范围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实践证明，只有高水平对外开放，才能加快适应全球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变革重构的大趋势，积极参与全球经贸秩序重塑，并把握规则制定的主动权，与更多国家和地区开展经贸合作；只有高水平对外开放，才能通过国际合作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特别是提升创新能力创造条件；只有高水平对外开放，才能更好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为经济转型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支撑。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眼下一些国家对我国的限制、孤立和打压，成为我国与主要发达经济体建立高水平经贸合作关系的主要障碍。但也要看到，试图与中国完全脱钩或者出于战略目的打压中国的毕竟是极少数国家。我们完全有可能通过自身努力，改革那些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不相符的制度、规则，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构建更加互惠互利的双边和区域经贸关系。

这里特别要提到对于改革和开放辩证关系的认识。在我国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广义的改革本身就包括开放内涵，而改革深化又是寓于开放之中的。我们强调“以开放促改革”，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大大促进了市场化改革，就是重要证明。当前，面对日趋复杂的外部形势，强调“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破除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更好对标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亦是题中应有之义。实践证明，没有更深入的市场化改革，没有在产权保护、环境标准、劳动保护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就难以实现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相衔接相兼容，高水平对外开放也就难以推进和拓展。

站上新的历史起点，要聚焦制度规则、贸易投资等重点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以深层次改革助推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深度、宽度、广度。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深度。这些年来，我国积极推动对外开放，开放范围、领域和层次持续拓展，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然而，从全球经贸发展趋势看，我国对外开放仍然存在深度不足、高度不够的特点，这特别表现在制度型开放上。眼下，国际经贸规则从以往的“边境上”规则向“边境后”规则深度拓展。以深层次改革助推高水平对外开放，就要更加重视“边境后”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同国际通行规则衔接的合规机制，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提升服务业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宽度。我国已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但服务业开放仍相对滞后，特别是服务业要素型开放尚处于试点阶段，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制度型开放也是刚刚起步。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以深层次改革助推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将服务业作为重点领域，既要深化国内服务贸易领域改革，规范服务领域许可、资质和技术标准，简化许可审批程序，提高监管政策透明度，降低跨境服务贸易成本，又要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创造开放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提升跨境服务贸易的开放水平。

拓展高水平开放合作空间，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广度。当前，我国区域开放布局仍存在不平衡问题，中西部对外开放潜力尚未充分发挥。以深层次改革助推高水平对外开放，就要不断向纵深拓展开放空间，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引导各地立足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基础条件，找准自己的功能定位，发挥比较优势，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和开放功能分工，培育新的开放发展势能，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在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的同时，着力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王跃生、马相东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